刘蜀永教授，知名历史学家。祖籍河北省定州市，1941年生于四川省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母亲曾抱着他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童年时代，他在重庆菜园坝小学读书，曾目睹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区，亦见证过成渝铁路通车。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会成为香港史专家，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为沪港史志文化交流牵线搭桥。今年3月，我有幸在上海采访了他。

10年前取经上海规划《香港通志》

刘蜀永说，他与地方志事业结缘实属巧合。他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香港史研究。不久，刘蜀永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那里了解到香港没有修过地方志，于是决心为香港修志做些工作。2005年，刘蜀永接受岭南大学陈坤耀校长和刘智鹏博士的邀请，通过香港特区政府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前往岭南大学长期驻校研究香港史，协助推动香港地方志编修工程。

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采取“政府支持、学者主修、社会参与”的修志模式。香港地方志是由在政府登记的非牟利团体香港地方志基金会承担，由热心文化事业的爱国爱港人士支持。十多年来，在他和香港史专家刘智鹏、丁新豹等努力下，不断克服困难，使香港地方志编修工作得以持续推进。目前，香港地方志编修得到香港学术界和媒体较为普遍的赞同，也得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大力支持。

刘蜀永告诉我，当初我们准备编修《香港通志》时，首先决定到海峡两岸学习修志经验。他们去过台湾的中兴大学、台湾文献馆。在内地，则先后访问了广东、上海以及江苏苏州和河北秦皇岛等地的地方志机构。他们十分看重上海的修志经验，理由是上海与香港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上海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其次，由于香港与上海的历史渊源，香港的精英阶层不少来自上海。再次，上海和香港都是基于某一民族文化圈而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城市。上海是基于吴越文化的海派文化，香港是基于岭南文化、特别是广府文化（广州府民系文化）的香港文化。最后，上海是内地最先开放的五个沿海城市之一，而且有中央先试先行政策鼓励，因此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比较快，包括市民的价值观、法制意识及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等。相较于大陆内地其他城市，上海与香港两地之间具有更多的可比性，彼此之间亦具有更多的借鉴价值。

2006年11月，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智鹏教授与副主任刘蜀永教授一同访问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他们带着《香港通志》的篇目设置，与时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沙似鹏及《上海通志》的主修人员进行交流。时任《上海通志》总纂室主任王孝俭，在座谈会上向香港同行详细介绍了上海第一轮修志情况。刘蜀永认为：“《上海通志》最大的特色是框架结构非常好，篇目设置比较科学，内容记述较为全面。上海在这方面的长处，首先是已编有各区县志及专志，在此基础上才形成的通志，因此资料基础比较扎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上海修志队伍有很多学者参与，如复旦大学的黄美真、刘其奎等教授。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很受鼓舞。”据王孝俭回忆，当年《香港通志》的篇目设置与上海的很不相同，更类似于民国时期的年鉴体例。

在海峡两岸取经后，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对香港修志进行全面规划。计划动员约2000名专家，耗资2.5亿港元，编修一部由远古至香港回归的《香港通志》，总字数预估1000万字。篇目方面，《香港通志》决定借鉴《上海通志》“通”之体例。修正后的框架包含香港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人物、典籍及重大事件等。共分10册55卷，包括地理志、政治军事志、经济志、社会志、文化志、人物志、大事记、专记等8部分，共约250个课题单元。该部志书是香港开埠以来首部地方志。刘智鹏教授任主编，丁新豹博士、刘蜀永教授任副主编。刘智鹏、刘蜀永还把一套《上海通志》赠送给当时的香港特首。

那天，刘教授还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一件趣事：“记得当时刘智鹏主任和我参观了上海城隍庙，刘智鹏还许了愿，说等《香港通志》启动了，一定过来还愿。可现在一等就是10多年。由于特区政府官员对是否支持修志意见不一，《香港通志》的编修工作至今尚未启动。”

尽管如此，刘智鹏、刘蜀永等学者经过不懈努力，还是积累了不少史志资料，编写出三十多种地方史志书籍，同时把“地方志”的概念传到了香港，使香港市民了解了“修志”的意义。

2006年11月，香港方志办领导访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时，与市志办领导等合影。左起：黄海根、王孝俭、刘其奎、刘蜀永、沙似鹏、刘智鹏、黄美真、朱敏彦、梅森

在历史使命的感召下成为香港史专家

刘蜀永进入香港史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的召唤。1979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余绳武、刘存宽，研究中俄关系史。1982年他毕业后，进入该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当时中英两国已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始谈判。当他得知撒切尔夫人说关于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依然有效时，他觉得作为中国人，理应把这段历史搞清楚。于是，他决定改变研究课题，转而跟随余绳武、刘存宽二位老师从事香港史研究，后来又成为香港史课题组负责人。课题组得到当时社科院顾问宦乡（曾任中国驻英代办）的支持。为此，刘蜀永用了10年时间学习英语，并钻研了大量中外史料。

多年来，他主编、单独或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有《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简明香港史》《刘蜀永香港史文集》《20世纪的香港经济》《香港的历史》《割占九龙》等。他撰写的《香港历史概要》，是第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系统介绍香港历史与现状的英文著作。而他关于西方影响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双重历史作用、香港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等问题的论述，曾引起海内外华人传媒的重视。

这几本香港史著作几乎倾注了刘蜀永半生心血。回归以前，香港官方档案主要语言是英语。有关香港的中文档案因战乱而散失严重。幸存的一部分在台湾，一部分分藏于国内各地档案部门，查找相当困难。当时除了直接到国外查阅，只能花重金到英国购买。据刘蜀永回忆，反而是英国的档案更容易找到，他们当年主要参考的是编号为CO129的英国殖民地部档案（港英政府与英国政府来往文书），由国家花3万英镑从英国买过来。可是，对这些原始档案的利用也颇为困难，早期英国的档案都是手写英文，很潦草，有时候甚至半天才能辨识出几个单词。

      《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这两本书，对香港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做了梳理，为世人系统了解香港历史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刘蜀永主编的《简明香港史》自1998年出版以来，在香港已连续再版、先后印刷八次，并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简体字版，成为史学领域的畅销书。刘蜀永也一跃成为当代知名香港史专家。

刘蜀永教授编著的书籍

传承民族文脉编修香港首部村志

访谈中，当笔者好奇地提起前一天刚从网上看到的《莲麻坑村志》时，76岁高龄的刘蜀永立刻津津有味地回顾起他主编这部村志的往事。

香港新界北部有一段历史上形成的深港边界，其中与深圳陆地接壤处，仍是铁丝网高架的边境禁区。香港未回归前，这个边界有“华界”与“英界”的区隔，出于安全考虑，双方均严密防范。莲麻坑村就是坐落在禁区里的一个神秘村落。被认为是香港少有的世外桃源。但外人也不能自由进出，按照法律，香港居民要想进入禁区，必须向香港警方申请“禁区通行证”方可放行。

莲麻坑村与深圳边境接壤，进村要走长长的一段乡间公路，然后会见到高高的铁丝网，再进入一段窄窄村道，路过跨越深圳河的长命桥，即可见到一个大门楼，那里就是内地的边防检查站。检查站门外，就是深圳的长岭村。长岭曾经属于莲麻坑。两村的村民多姓叶，也多是亲戚。莲麻坑另一个令人称奇之处是，就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这里竖起一尊孙中山铜像，港府和中联办都派员去剪彩。原来这个神秘村，曾出过一位辛亥元老、同盟会泰国分会会长叶定仕。他是旅泰侨领，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革命、倒袁斗争。

中国的陆上边境有不少特殊地方，如云南边境的“一寨两国”，香港与深圳间的“中英街”是“一街两制”。香港的莲麻坑村则是“一家两制”。为了记录下这个见证，留下古村乡愁，传承民族文脉，刘蜀永决心编修《莲麻坑村志》。

刘教授说，该书编纂任务非常艰巨。编纂委员会多方协调，利用各种渠道搜集资料，甚至与村民逐个交朋友，然后调查考证，设置框架，多次修改始成初稿。那些珍贵的老照片，他们是从该村村校一位80多岁的退休老教师那里征集而来。那本泛黄的、被部分腐蚀的极为珍贵的手抄“帖式”，本来是“不传外人”的，这是在充分赢得村民信任的前提下才收集到的。谈及此，刘蜀永像展呈自家族谱一样，从随身旅行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然后逐页向我解说。“帖式”是世代流传的手抄本民间文献，由村里有文化的人记录编写。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拜神、祭祖、节庆、婚嫁、丧葬、求雨、械斗、戒鸦片、禁溺婴、护林、防盗等等。形式亦多种多样，除了应用文，还有对联、诗歌等。这是十分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帖式”中的《严禁盗伐林木》《禁乞食》《天旱求雨表》《祭祖坟文》《吉礼三献式》《新婚祝文》《上表救婴》等文献，引起我浓厚的兴趣。

2015年由中华书局（香港）出版的《莲麻坑村志》，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部村志。该志书按照地方志编修体例，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深港边境客籍村庄莲麻坑的自然和社会状况，包括自然环境、建置沿革、人口、宗族、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体育、文物古迹、民间习俗、人物、海外乡亲、大事记、艺文等。读者透过莲麻坑的历史变迁，可以深入了解香港史、新界史、中国内地与香港两地关系史、华侨史和客家文化。该志书在香港，第一次根据档案系统地揭露日军在一个村庄的暴行，第一次为一个村庄众多人物立传，第一次将手抄的乡村文献“帖式”整理公之于众。该部村志还是较早介绍香港新界乡村土地与农业状况、香港新界村民移居海外情况的中文书籍。《莲麻坑村志》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列入中国名村志系列第一批入选书目。

刘蜀永、苏万兴主编的《莲麻坑村志》

20年前做客央视见证香港回归祖国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访谈中，刘蜀永回顾了20年前见证香港回归祖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香港回归那一年，刘蜀永才50多岁，精力充沛，整天为香港回归而忙碌。他不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今日中国》等报刊开辟迎回归专栏，介绍香港历史知识，还应邀参加国务院三个部委（新闻办、港澳办与文化部）主办的迎回归大型图片展——“香港的历史与发展”筹备工作，担任展览策划人与撰稿人。展览开幕当天，他陪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参观。

1997年6月30日至7月2日，香港回归前后三天内，刘蜀永应邀担任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香港回归72小时特别报道”的嘉宾主持，做现场直播。

1997年7月1日下午，刘蜀永还应邀参加了国务院庆祝香港回归的招待会。他回忆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391桌，包括李鹏等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他们很多是从香港中英交接仪式现场乘专机赶回来的。”“我当时在第242桌。我还特地拿着招待会邀请函请同桌的所有人签名留念。”访谈间，我对他说这是非常珍贵的纪念品，眼看20年过去了，现在这很可能是罕见的一份由当年见证人集体签名的纪念品了。

1997年6月30日，刘蜀永（左）应邀作为嘉宾，与主持人徐俐一起，参加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香港回归现场直播报道

本文转自《上海滩》杂志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