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广州地方志馆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
　　 
　　按照广州“十三五”规划提出重视修史修志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展示广州的历史文脉和文化特色，打响广州作为国际大都市和国家中心城市的时代特色和文化品牌。笔者认为，新广州地方志馆可以围绕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重要地位，一是突出中国文化与欧洲的主题，二是重视图像文献的收集和展示，积极为建设“一带一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主要如下：
　　一、突出中国文化与欧洲的主题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它的二千多年历史中，明清时期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中西交往的历史是它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广州地方志馆可以突出中国文化与欧洲的陈列主题，突出16-18世纪广州在中国文化传播欧洲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辉煌。这一主题在全国博物馆和地方志馆中具有唯一性，也可以成为广州地方志编纂和研究的亮点和特色。
　　1500年之际的地理大发现，主要是发现中国，发现西方通往中国的海上通道，发现北美洲新大陆只是一个副产品。1500-1800年的历史，是西方学习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历史，形成“欧洲的中国热”，或译为“中国风”。经过300多年时间，西方最终超过了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是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经过160多年的学习，中国在建设小康社会后也能够与西方分庭抗礼。
　　重新认识地理大发现后到工业革命前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兰克在《白银资本》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①]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大分流》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在内生优势。[②]历史事实充分证明，16-18世纪，这一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再现这段被“欧洲中心观”所覆盖和淹没的历史。
　　16-18世纪，主要是中国经济文化传播西方的历史时期，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均对西方和世界产生较大影响，这又叫东学西被的历史，相对于19世纪后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而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中心城市就是在广州（西方人把广州拼写为Canton）。这一时期的广州在世界上扮演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角色，而是不管在经济或在文化上都是具有领先地位的国际大都市。
　　像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丰富的外销画、外销墙纸、外销瓷、外销工艺品等几个独立的展览题材，但是它们实际上是反映了广州与16-18世纪中国文化传播欧洲的“东学西被”、“欧洲的中国热”的关系，反映中国文化与欧洲的主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题材。新广州地方志馆可以通过地方志文献，以及众多的与广州有关的外文文献，重点突出这一个主题。在全国的地方志馆和博物馆中，这一主题也是具有唯一性的。
　　16-18世纪中国文化传播欧洲，广州扮演着独一无二的中心城市角色。在这300年的时间里，广州对世界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比之前广州2000多年历史的影响都要大，这也是广州区别于其他国内乃至国际大都市的最大特色和文化品牌。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广州为中心城市，包括艺术、文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等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形成欧洲的中国热，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积极影响。
　　可以征集一些与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有关典籍文献资料。包括中国儒家经典、戏剧和小说等文化典籍传播到欧洲，以及欧洲的汉学家、传教士等研究中国和广州的著作。
　　中国文化典籍传播到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等著名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柏应理、李明、雅理各等翻译和介绍《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上古历史纪年的著作，有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荷兰文等各种版本。明清著名小说第二才子书《好逑传》、第三才子书《玉娇梨》和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著名广东说唱文学第八才子书《花笺记》和广东人颜希源的诗歌集《百美新咏》等均翻译到欧洲，并为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席勒等所赞赏和模仿。意大利著名戏剧家普契尼《图兰朵》、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中国孤儿》等在欧洲有着轰动效应的戏剧，均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欧洲汉学家和传教士撰写大量中国和广州题材的著作，包括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杜赫德《中国帝国全志》、卫匡国《鞑靼战纪》、白晋《康熙帝传》等。在哲学和政治思想上，德国哲学家布莱尼茨对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和吸收，法国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狄德罗和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还有法国著名重农学派魁奈、杜阁等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和吸收等。据统计，17-18世纪欧洲出版的中国作品达到720多种。
　　陈建华同志主编的《广州大典》，是对广州历史文化的系统的总结和传承，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赞誉。《广州大典》这一旷世文化工程不仅可以在新广州地方志馆展示，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编纂《广州大典》续篇，很有意义。特别是反映16-18世纪广州与中西文化交流、欧洲中国热等内容图书，包括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荷兰文等西文图书均可收录，以反映广州对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更好突出广州作为世界文化名城之特色。
　　二、重视图像文献的收集和展现
　　除了重视典籍文献的展示外，大量丰富的图像文献也是丰富的资源，更好满足读图时代的社会趋势和观众需求。紧紧抓住岭南文化自身特点和独特优势，积极运用墙纸、通草画、绘画、档案等丰富的图像文献展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历史资源，突出中国文化与欧洲的主题，反映广州在中西经济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18世纪外销墙纸大量销往西方，在欧洲十分流行。位于荷兰乌特勒支省的阿美里斯维尔特庄园博物馆是依据18世纪的阿美里斯维尔特庄园而建，当时庄园的主人就购置了一巨幅18世纪清代广东生产的外销墙纸，这巨幅墙纸十分精美，放置在庄园的沙龙中，布满整个沙龙墙壁，蔚为壮观。墙纸是外销画的一种，当年欧洲人喜欢用绘制中国人物故事、花鸟鱼虫的壁纸贴到家里作为装饰。很多欧洲的大家族都有在广州定制这样的墙纸。这幅清代墙纸与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农耕商贸图》墙纸是同一类型。《农耕商贸图》墙纸来自于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一级历史保护建筑——夏活庄园大宅（Harewood House）。从中可以看出16-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的一个面相。
　　18世纪广东出产的通草画也吸引了无数的西方顾客，非常受欢迎。通草画记录广州市井风情故事和习俗，它的内容或风格既与西方艺术大异其趣，又有别于中国本土人文画，成为一种融合中西风味的画作。这些画作经由广州飘洋过海、风靡欧美各国。通草画主要收藏于西方的博物馆，在广州一度几乎消失。广州博物馆征集收藏有400多幅通草画，展示通草画丰富的艺术内涵，使广州人重新认识通草画的历史，认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艺术面貌。[③]
　　大量绘画展示广州十三行的辉煌历史。十三行行商潘启、伍秉鉴等均被西方认为是18世纪、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首富，大英图书馆收藏的潘家花园油画多幅，美国福布斯家庭博物馆收藏的伍家花园油画，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收藏的潘启玻璃画像，香港汇丰银行收藏的英国著名画家钱纳利创作的伍秉鉴画像等，生动反映十三行行商及其生活的繁荣场景。大英图书馆藏水粉画中，海幢寺题材有91幅和光孝寺题材有17幅，展示和再现海幢寺和光孝寺的历史辉煌。大英图书馆藏水粉画有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83幅和广州街市百业画61幅，反映当时广州社会经济文化的繁盛局面。这些收藏于世界各地的珍贵的绘画文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到19世纪后，中国热在欧洲逐渐消退。但是，法国大文豪雨果仍执着坚持对中国文化的由衷喜爱。法国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等收藏的雨果文物中就有大量的中国艺术品，最著名的是从根西岛雨果故居之一“高城仙境”原封不动搬来巴黎的“中国客厅”。“中国客厅”包括客厅和卧室，雨果摆设了琳琅满目的中国艺术品，如瓷器、佛像、宫灯、家具等，以及各种中国装饰元素，博物馆还收藏了雨果创作的57幅“中国题材画”。在英属的根西岛雨果故居“高城居”中，还保存有一批丰富的中国艺术品。中国艺术品伴随着雨果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丰富的内容展示了“雨果与中国文化”的这一题材，反映中国文化与欧洲的密切关系。
　　到了20世纪，广州作为近现代革命策源地，中国文化和欧洲的关系又加入新的元素。著名的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保存完好的马林档案中有一批涉及中共三大历史的文物，包括共产国际给马林关于中共中央机关移驻广州的电报、马林造访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的特别出入证、李大钊参加西湖会议前给胡适的信等档案原件。这些重要的档案资料是国共合作在广州以及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的重要历史见证。
　　由于16-18世纪中国文化传播欧洲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宝库，对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深入挖掘和宣传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用新的资料和史实改变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明清时期中国处于长期停滞状态的观点，打破西方中心观，都有着重要的创新意义。在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把新广州地方志馆办好，对广州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吴石坚
　　单位：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
　　职务：办公室主任
　　联系电话：13725183095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42号农讲所
　　[①]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彭慕兰：《大风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程存洁：《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草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