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现代村志编纂的理论问题
 
【摘要】 中国最早的村志编修始于清康熙年间的《杏花村志》，直至民国时期才有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造就的有利社会条件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村志编修。三十多年来，全国的村志编纂硕果累累，村志编纂理论也有所涉及，但是这些理论性的探讨成果还不丰富。本文从天河区村志编纂的实践出发，谈谈村志编纂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 村志 编纂理论 特色
 
一、村志编修所依赖的社会条件
村志是中国方志体系中的一环，最早可查的村志是编修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杏花村志》，该志由安徽池州学者郎遂历经11年编纂完成，乾隆时期此书被收录进钦定《四库全书》。第二本村志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汪叟否编撰的《紫堤村志》，后经道光年间侯云若续修，咸丰年间沈心卿增修，民国8年（1919）刻印，流传于今，这也是古代体例和内容最完备的一本村志。
在中国古今方志体系中，村志编修被长期忽略。其原因应属以下几方面：1.从政权性质来看，乡村属于基层自治单位，不属于政府机构。所以，历朝历代自然不会由官方组织编修。2.从编修者的组成来看，如果要组织编修，一般由本地乡绅出面为宜，可惜中国古代乡绅并没有这种情怀，他们更热衷于族谱的编修。3.从受众群体来看，中国古代识字的人太少，若本村大部分人看不懂，自然也没有编修的必要。
中国村志的广泛编修始于改革开放后，主要依靠几方面的优良条件：1.社会思想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无数文化工作者摆脱了低下的政治地位，重新回到文化战线上。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出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开展村志编修提供了物力、财力支持，进而能组织足够的人力去从事资料收集、编写、出版工作。3.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许多农村，尤其是位于城市及周边的那些，正处于消亡的边缘，村庄内遗留的文物古迹面临流失的危险，特殊的节日与习俗被逐渐淡忘，亟需通过编修村志将这些历史文化保存下来。
 
二、现代村志编修的理论源泉
现代方志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编纂实践逐渐丰富起来的，现代村志理论也是中国新方志理论在实践中的成果。它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方志中的优秀传统，也在现代方志理论中汲取了宝贵的思想。
现代村志对中国古代方志理论的继承。中国古代方志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其优秀的因素至今为我们所用，天河村志的编修便借鉴其优良的一面。在组织方式上，天河村志与古代方志一样均属官修史书，这可以保证所记述内容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也能为其出版发行提供支持。在体裁上，天河村志主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其中以志为主体。这些体裁在表达方式上经过几百年的验证，仍然是最成熟的，不会轻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篇章的设计上，天河的村志仍然设置有建制、地理、经济、教育、文物古迹、人物、大事记等，这些内容的呈现在古往今来都是基本一致的。
现代村志所体现的现代方志理论。现代村志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编修的，所反映的是农村现代化的成果。从根本上来讲，它们属于现代新方志。从指导思想来看，它严格遵循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规定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要求[①]。从篇章设置来看，有反映现代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设施、党政建设、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村属企业、华侨港澳台同胞等内容，剔除了古代方志中落后的圣制、星野、祥异、孝子、烈女等内容；在形式上，它有中国古代方志的痕迹；但是在内容上，它展现的是现代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
 
三、村志编纂的独特性
村志的独特首先体现在中国古今方志体系的地位中，它是最贴近基层社会的志书，其记载内容的精细程度居所有方志之首，但是却因社会原因被长期忽视。村志编修的真正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依赖于良好的社会条件和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当前是村志编修的最好历史时期，是伟大的开端。当今的村志编修工作者，应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项工作，理解它在千百年后的重要作用。以往的省、府、县志可以从宏观上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村志则可以从微观的层面来反映社会的变迁。在中国古代村志奇缺的情况下，我们当前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只有尽可能的把现代村志编修的完备、精细，只有及时总结完善村志理论，才能为将来的研究者们提供最详细、真实的历史材料和理论指引。正如天河区第一本村志《石牌村志》所言：“随着时代的久远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石牌村有些历史遗迹、文物、民俗习惯现在已经遗失、失传或消失，而在《石牌村志》中却永久性地保存了这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②]
村志的独特还在于其对宗族资料的记载。中国是个重视血缘脉络的社会，家族是社会基层秩序的核心单位，族系的记载最早见于商代的青铜器，历经千年发扬光大。但是，中国宗族排他性明显，凡是非我族类均视为外人，甚至敌人。所以，族谱一般是秘不示人的，即使在现代，有些历史工作者出于研究需要，仍很难说服村民拿出族谱来参阅。此时，村志就体现出其巨大的研究价值，它不会具体记载某家族的每代人，但它会记载该家族于何时何地迁来，哪一代诞生有名人，有利于研究者按迹循踪。村志中的宗族资料相当于当地族谱索引，“族谱的史料价值为解读地方社会变迁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天河区每部村志对本村姓氏来源及族谱保存现状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成为新修村志的一个亮点。”[③]对于村民来说，他们也很乐意提供这类详略程度的资料，借助官方志书来光宗耀祖一番是颇为自豪的事情。
村志与百姓的生活最贴切，能起到最好的情感教育作用。通常说志书的作用，主要指省、府、县志对政府官员的资政作用，古代新上任的官员都有翻阅当地方志的传统。对于老百姓来说，不可能接触到这些书籍，更谈不上任何影响了。普通人能接触到志书、有能力阅读志书，也只能是改革开放后志书编纂方兴未艾，有些会传阅到他们手中，但能接触到的人其实寥寥。所以，长久以来，志书其实并未起到对大众的教化作用。真正改变这一落后现状的，是近些年来的村志编纂。村志所记载的事情，均为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本村政治沿革、姓氏源流、物产资源、基础设施、农田水利、文化教育、风俗习惯、重要人物等。本村人往往对此有着深厚的情感，尤其是有名望、有文化的村民，有些会主动积极的编修村志，天河区在编修村志的时候就遇到过冼村村委于1991年自行编写的村志，反映出他们对千百年来生活的这片土地的热爱。近些年，甚至有学者建议将志书引入学校教育，提炼乡土教材：“政府或方志部门应向学校提供方志书籍，有关教师应利用方志中的大量资料充实乡土教材，提高教学质量。”[④]
 
四、村志编修中地方特征的呈现
一本好的志书，不仅在于所收录的内容全面且、编排合理，更在于良好地反映出当地特色。地方的特色包含很多方面：独特的地理位置、宗族姓氏、产业构成、庙宇祠堂、历史事件等。有些村庄地理位置上相邻、产业高度一致、口音也一样，会让编修者觉得难以描述其特色。其实不然，既然分为两个村庄，必然是由差异性导致的，只是在描述中要善于运用文字工具，准确表达。
对于地理位置独特性的描述，应善于借用参照物，描述其在参照物的具体位置及与周围村庄的位置关系。如相邻村庄位于大山脚下，应说明这两村庄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东西相邻还是南北相邻；如果是三座或更多村庄，那么是“川”字型布局还是“品”字型布局，或是“L”型布局；对于平原地区的村庄，仍然可以通过强调其相互的位置关系来表现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
对于本村宗族姓氏的描述，要讲清楚其源流。众所周知，除了地方偏僻的村庄外，很多村庄的姓氏随着人口的变化而变化。如某村的开村者为刘姓，后来又迁入李姓、杨姓，上百年过后杨姓占了主导，又过上百年后李姓占据主导，后来刘姓又迁去外地或其一支另外开村。在描述时，就不应该只记载当前的姓氏。要把开村者的源流讲清楚，要把迁走外地的姓氏记载入内，把百年间的姓氏变动过程讲明，这才是一部完整记载历史的志书。相信这样的记载，不会有两个村是相同的，自然就体现出地方的特色了。
对于本村庙宇祠堂的描述，应讲清楚建立缘由与位置、规模。村内的庙宇反映的是崇拜，这种崇拜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般由重大事件引发。如龙王庙的建立，一般表明该村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旱灾，人们寄希望于龙王治水，天降甘霖。在记载的时候，就应该考证当时大旱的情况，如持续时间、规模有无饿殍等。如某村建有蝗虫庙，则表明此地曾发生严重蝗灾，应将蝗灾的时间、规波及范围、影响等讲清楚。有学者深入研究了方志中的灾害记录，认为“方志，保存了大量类型各异的灾荒史料，为我们研究灾荒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方志在灾荒史研究中不仅是资料提供者，更是研究指导者。”[⑤]祠堂的建立，说明某宗族在本村的力量较强。祠堂初建的时间，一般也反映出该宗族在本村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间；祠堂的地理位置，一般选在该族人聚居地域的中间位置，也可反映出族人大致聚集范围。每个村宗族力量不同，祠堂的建立时间、位置自然也不同，就可体现出该村的特色。
村志记载的内容包罗万象，只要深入探究，总能发现该村的独特之处。即使是波及全国范围的历史事件，在相邻的村庄也会有主要人物、经历过程和影响程度的不同，在描述中要善于区分。相邻的村庄除了语言、习俗、物产高度相同外，不同之处更多，关键要去发现，用准确的语言描述清楚。
 
    五、村志编修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村志所记载的内容最贴近大众生活，其读者以本村人为主。因此，它的编写除了像省、府、县志注重内容的权威性、全面性以外，它还必须顾及到村民的情感。一般需要有村民不同程度的参与，因此，要更加谨慎。
如何组织编修人员？村志是本村人感情的寄托，有本村退休干部、教师出于责任心，会自行编写村志，但出于专业性和资金的欠缺，基本不会刊印流传。而且，在政策层面上，国家也不允许个人编修志书。所以，村志的编修必须由政府组织实施，并积极吸纳本村富有责任心的文化人士。要吸纳他们进入村志编修队伍中，充分发挥他们了解村情的优势，吸收他们已有的成果。只有本村人才有责任心把本村的事情做好，才会在搜寻资料、遍访村民时不遗余力。
如何进行质量把关？但凡一本史书能够流传长久，离不开内容详实全面、编修者立场公正、文字规范简明。本村人参与编修村志的问题是难以保证规范，他们熟悉本村的历史，有高度的责任心，但是不清楚编纂要求，往往出现主观情感色彩明显，或将传说当做史实、文字口语化等情况。这就需要地方志部门来专业把关，按照志书编纂规范设置篇章、合理布局内容、规范文字用法，聘请史志研究专家对村志稿进行评审，最终达到出版要求。
如何记载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问题中，积极正面的自然不需讨论，需要关注的是那些负面的。如有些政治运动，当时的参与者尚在，写出来可能会引发矛盾，但是不写的话又跨不过去。所以，还是应该写，但是要谨慎用笔。如黄勋拔先生所讲：“作为一个‘治史'的部门——方志部门，有责任依据档案和口碑材料，依靠集体的力量，客观、公正地写好这段历史。”[⑥]又如有些相邻村庄在历史上曾有争水、争地等矛盾，甚至引发械斗，这类内容由本村人来写的话，常常会带着主观因素，这样写出的村志易引发与邻村新的矛盾。因此，作为地方志部门，就要把握主导权站，在中立的角度看待此类事件，要深入考证，寻找当年的物证、历史记载等，不能村民讲什么就记成什么。在写此类事件时，语言要朴实，不得有夸张或褒贬的成分。如广州市天河区《冼村村志》记载了发生于清代的三起争水案，涉及到相邻的杨箕、天河两村，不仅在第十五章《事件专记》中用中立客观的文字描述，还在附录中将相关探讨文章收入，为人们了解此事提供更多参照。[⑦]
    我国现代村志编修的时间还不算长，虽然已经诞生了一批编纂成果，但在编修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为下一步的编修工作提供指引，在理论与实践的互相反馈中不断完善。如此，才能推动村志编修迈上新台阶。
 
 
 




[①]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1997年5月8日。
[②]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民委员会：《石牌村志》，《序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刘正刚，陈嫦娥：《新修村志的文献价值》，《图书馆论坛》，2010年第2期。
[④] 孙天胜：《地方志的乡土教育功能》，《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6期。
[⑤] 王璋：《方志与灾荒史研究——以山西方志为例》，《方志论坛》，2015年02期。
[⑥] 黄勋拔：《三论志书怎样记述政治运动》，《广东史志》，2000年第04期。
[⑦] 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冼村村委会）：《冼村村志》，第448页，2008年印刷。
 
【作者简介】
    赵国栋，天河区地方志办公室，雇员,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一号大院二号楼1011室.邮编：510655；联系电话：38622664；邮箱zhaogd@thnet.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