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年鉴》与地方志资料年报关系实证研究
——兼论综合年鉴文献属性的实现路径
 
 
 
    摘要：笔者选取8家单位的年鉴稿与年报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两者的异同，探讨两者关系。对比发现年鉴稿基本能满足修志资料需求占比37.5%，重要资料明显缺项的占比达62.5%。年鉴年报虽然关系密切，但两者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不同，两者无法相互代替，应取长补短，两花齐放，相得益彰。地方综合年鉴的文献属性，要求编纂时更加注重挖掘深度资料，更加注重突出年度特色，更加注重突显地方特色。
 
 
作为我国特有文化传统的地方志与作为“舶来品”的地方志综合年鉴[1]，历经了百余年的碰撞、融合、发展，两者共同繁盛。两项事业蓬勃发展，助推了方志与年鉴比较研究的兴起，形成了一大批成果。近年，随着各地相继建立实施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2]，对年鉴与年报进行比较研究又成为当前地方志系统的新课题。广州市作为最早编纂出版地方综合年鉴，又是率先建立实施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的城市，年鉴与年报关系引起全市地方志业务人员持续的关注、思考和探讨。
一、年鉴稿与资料年报的对比分析
年鉴与年报同属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两项工作，在报送内容、形式、时限等方面有很多交叉之处。年鉴与年报均有地域性、资料性、客观性、年度性和综合性。年鉴稿与年报在体例、内容构成和选材标准上存在较大差别。[3]为比较两者异同，探究两者的关系，笔者从市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中央驻穗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单位，兼顾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不同领域，选取8家单位的《广州年鉴2013》年鉴稿与对应的2012年资料年报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情况见下表：
2012年广州市8家单位年鉴稿与年报资料情况分析表
 
单位年鉴条目资料年报两者比较
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全面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分目，3293字，随文图1张，彩页图10张主体资料5866字
大事记46条3899字
图片资料5张
附录资料53份超10万字
专题资料1份4303字年鉴选用了年报的专题资料及11图片，“政策研究”的内容在党政机关篇中缺项。
广州市工商联合会概况加2个条目1146字，无随文图片。主体资料29533字
大事记363条32702字
图片资料23张
附录资料1份6645字
 年鉴条目选用年报6个重要会议中的2个，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参政议政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缺项。
广州海关没有单设条目，在“海关工作”条目以黑标题标示“广州年鉴”，全文727字，无随文图片。主体资料15192字
大事记16条1462字
图片5张
附录资料4份3568
人物资料人物表9人次年鉴内容比较单薄，为年度概况，对广州海关的主体业务及重点工作记述不够充分。
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外事设6个条目，港澳事务设4个条目，共2984字。“首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设3个条目2636字。随文2张。彩页4张。主体资料9234字
大事记43条7145字
图片13张
专题资料4295字
附录资料6500字年鉴条目与年报内容大致相同，年鉴内容较精炼。
二者都选用了“首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广州市教育局教育篇共设61个条目28956字，随文图片8张，7个表格。主体资料107694字
大事记125条8638字
图片34张
附录资料4份3568字
人物资料3人1842字
专题资料552字年鉴选用了年报的重点内容。此外，年鉴还收录广州地区11家部、省属高校的教育教学情况。
广州市司法局13个条目共4412字，随文图片2张。主体资料31766字
大事记60条9509字
图片39张
附录资料2份21676字[4]年鉴条目与年报主体资料内容大致相同，司法行政法制等3个条目设置有所调整。
广州市地税局概况加2个条目2164字，1个表格，随文图1张。主体资料9899字
表格1个
大事记20条1150字
图片4张。
附录资料1份5688字。年鉴选用税收征管改革和纳税服务，对“营改增”、结构性减税、社保费征管、税务稽查等内容仅在概况中提及，记述不全面。
广州汽车集团“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1条1466字，1张表格主体资料20618字
大事记53条3989字
图片31张
附录资料1份7156字
人物资料人物录6人次年鉴基本是年度概况，对重点投资项目、产品创新、经营管理记述不足。
 

以上8家单位年鉴稿与年报对比，可直观地看到年鉴与年报的记述重点及资料取舍方面的异同。年报要求每家报送均要收集主体资料、大事记资料、人物资料、专题资料、图片资料、附录资料等6项资料，上述8家单位均按要求报送4项必报资料，同时报送有符合条件的专题资料和人物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本行业（事业）年度发展变化，总体质量较高，资料基本能满足下一轮修志的需要。而年鉴组稿时，大部分供稿单位只撰写本单位（行业）上一年度履行职能、所在行业（事业）的业务发展重大事项的条目和概况条目，与年报的主体资料的全面系统记述相差较大。部分单位还提供随文图片及专题图照。在8家单位中，5家单位共用了14张随文图片，彩页14张。年鉴条目和年报资料文字对比来看，在8家单位中，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市司法局、市教育局3家单位的年鉴稿基本吸纳了年报的重点工作、重点内容，重点记述了行业（事业）发展的特点和亮点。教育篇的年鉴稿还收录广州地区11家教育部、省属高校的教育教学情况，收录资料远远超过年报主体资料的内容。这3家单位的年鉴稿基本能满足修志资料的需求，占比为37.5%。然而，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广州市工商联合会、广州市地税局、广州海关、广州汽车集团5家单位年鉴稿记述深度不够，重点不突出，存在重要资料和重要内容缺漏情况。可以肯定，这5家单位的年鉴稿无法满足修志资料需求，占比达到62.5%。特别是广州海关和广州汽车集团的内容显得很单薄。事实上，广州海关辖内口岸多，监管运输工具包括国际航行船舶、来往港澳船舶、空运航空器、陆运列车、汽车等，监管贸易方式包括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转口贸易等，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海、陆、空、邮运业务俱全的海关。2013年年鉴稿仅用727字记述，这与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历史上唯一没有关闭过的通商口岸，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的地位不匹配，也与海关积极参与、支持和配合对外开放和外经贸发展的重大项目,推动广州产业结构转型，出台一系列便利通关举措的事实不相吻合。同样，广汽工业集团作为全国汽车行业内产销位居前列，连续九年位列广东大型企业竞争力50强榜首的大型集团，没有系统记述公司投资、新产品开发、质量管理情况。特别是2012年钓鱼岛事件发生以后，日资汽车企业扎堆的广州，年鉴没有记述针对“特约店正常营业受阻，消费者、特约店投资人、经营团队信心受影响”[5]等不利局面，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稳定员工队伍，化解不利因素，努力降低经营风险，四季度完成“计划盈利企业不亏损，计划亏损企业不增亏”的目标。这些重大事项的缺项，必然将会影响年鉴资政、存史、教化功能的发挥。
二、年鉴与年报关系的争论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提出的主要任务为11项，其中第2项是大力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工作[6]，第8项是强化地方志资料建设。[7]首次以全国专项规划的名义，正式明确年鉴与年报作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两项并列职能。
为深入探究年鉴与年报的关系，首先要回顾各自发展历程及其功能定位。年鉴起源于欧洲的历书，16世纪发展为年鉴。清末，年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传至中国，遂在中国生根发芽。已知最早的年鉴是清同治三年（1864）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年鉴已发展至3000多种。[8]新中国成立前，广州市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首部综合年鉴。改革开放后，广州市年鉴事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广州经济年鉴》（1985年改名为《广州年鉴》）于1983年12月公开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地方年鉴。[9]从1983年到2015年，连续出版33卷。30多年来，《广州年鉴》不断调整和完善框架结构，扩大反映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在规范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在提高格调的基础上创立品牌，在丰富资料性的基础上强化实用性，着力提高年鉴编纂质量，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和好评。[10]与此同时，广州市地方志办不断创新，努力拓宽年鉴领域。先后与珠江三角洲九城市地方志机构和年鉴机构共同创编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2014年起，又创编了《广州年鉴》英文版和《广州年鉴》简本，形成年鉴系列新成果。
虽然广州市于2006年在全国在率先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但建立至今也仅仅10年时间，年报还是项新生事物。年报启动之初，征集范围和提纲基本上是以第二轮志书篇目框架为基础，划分资料征集的基本类别，要求每个分志门类收集提交主体资料、大事记资料、人物资料、专题资料、图片资料、附录资料等6项资料。其中专题资料、人物资料为选报资料，另4项为必报资料。10年来，广州市不断组建和拓宽年报网络、制定和完善编写规范、加强业务指导、开展培训交流、强化年报质量、严格审查验收，年报走上制度化管理轨道。2011年修订年报制度，改为《广州市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强化了年报工作管理。至2015年，广州市年报单位由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进一步扩展至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域，共计170多家，累计审查验收年报1000多份。近年，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年报制度，广东、宁夏、广西、山东、甘肃、贵州、新疆等省（区）省，青岛、哈尔滨、北京、南京等市也建立了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年报已成地方志领域值得关注的普遍现象。[11]尽管年报制度得到广泛普及和推广，但研究此项制度专家学者不多，撰写的研究文章不多。2009年，广州市地方志学会以“广州市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研讨会”为题，举办了1次专题研讨会，业务人员撰写了23篇论文，是首批年报制度的研究成果。查阅近十年地方志刊物和论文集，探讨年鉴与年报关系的文章屈指可数。仅有阳晓儒的《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资料年报比较研究》，刘燕玲的《地方志资料年报与综合性年鉴的对比分析》，康文斌的《年鉴为地方志资料年报积累资料浅议》，李玉平的《试论地方综合年鉴稿与地方志资料年报的关系》等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年鉴与年报的异同，探讨两者的关系。其中李玉平分析了“年鉴取代年报、年报取代年鉴、年鉴年报并行说”三种不同的认识及其原因，并提出了两者的整合思路。[12]
从根本功能定位上讲，广州市建立实施年报制度的初衷是“为修志工作积累、保存资料”[13]。可以说，年报是为了弥补前两轮修志资料收集方式的缺陷而创设的。前两轮修志，特别是二轮修志，随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转变，又因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而造成的资料大量散失，修志资料欠缺严重，而许多资料已流失或难以查找，甚至无法收集，使志书编纂工作和志书质量受到重大影响。前两轮“边修边收”的模式导致了大量的资料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过程中，广州市提出要建立年报制度，建立常态化、规范化资料征集方式。当然，年报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许多省市在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时还提出征集资料不仅要为编修志书积累资料，而且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近年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年报资料，陆续编写和出版《广州之最》《广州创新报告》《十二五大事记》《十二五大事纪实》等一批地情成果。虽然年报功能扩大了，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修志保存、积累资料。年鉴常常作为公共信息发布平台和传播媒介。“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政府主办的公共文化产品，成为公共信息发布窗口，具有公共信息传播功能。”[14]
《广州年鉴》的宗旨为“全面、系统、翔实地载录广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为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了解和研究广州提供基本资料。”，也强调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信息传播平台，其目的是扩大一个地方的影响。也就是说，通过地方综合年鉴，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就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现状。两轮修志实践证明了修志需要年鉴提供、积累资料，年鉴也可以为修志的撰写储备、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从8家单位年鉴稿与年报对比，年鉴稿基本能满足修志资料需求占比37.5%，重要资料明显缺项的占比达62.5%。用年鉴稿修志会出现“有用但不够用”的现象。也就是说，年鉴可以作为修志保存积累的一个渠道，一种方式，但不年报才是修志保存积累的主渠道，主要方式。年报年鉴虽然关系密切，但各自的本质属性和自己的特定功能，决定了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准确地认识二者的属性和功能定位，取长补短，才能更科学合理地开展我们的编纂工作，使年鉴和年报两花齐放，相得益彰。那些认为只要编好年鉴，保存好年鉴资料，就可编写出佳志来的美好愿望最终是无法实现的。
三、年鉴文献属性的实现路径
以往，对年鉴作为连续编纂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已形成共识，而《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定义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不再将其定义为工具书。工具书指按一定次序把有关知识信息加以汇编，专供检索查考的书籍,[15]主要功能着眼于读者查考，备查性、检索性。“年鉴作为工具书主要是供人们检索，主要为现时服务，当然不排斥具有存史、资政等，但是存史、资政是其外延功能，不是核心功能，……在国外，年鉴的功能就是现时功能，强调‘新、快、准’，为现实服务，为社会服务。存史、资政的功能是进入中国这个史学国家后，才发掘出来的，故而讲年鉴的功能要注意的是不能本末倒置。”[16]文献更多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主要功能在于存史性和参照性。直观地讲，就是2014年刘延东副总理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要挖掘地方志的历史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工具书”年鉴与“文献”年鉴，其功能是大不相同的。将年鉴定位为文献，“资料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年度性是年鉴的特殊属性”[17]但由于年鉴编资料罗列堆砌,点到即止，平铺直叙，使人读了感到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意味不浓。为更好地体现年鉴资料性文献的属性，编纂时要更加注重三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挖掘深度资料。无论是资料性工具书，还是资料性文献，对“资料性”这一认识是相同的。资料性作为年鉴的根本属性，不仅要注重地方综合年鉴资料全面性、客观性、真实性、系统性，有效性，更要注重实证性和科学性。这是“文献”年鉴对资料的内在要求。[18]科学性要求入鉴的材料反映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年鉴本身也要是科学的知识体系。因此，注重广征博采，在有广度的入鉴资料基础上，更加注重挖掘深度资料,增加信息量。一部年鉴,没有广度,就会影响到它的信息存量，没有深度,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使用价值。1935年出版的《广州年鉴》就很重视深度资料的运用。从广州藤厂和市政府合署楼选址两件小事的记述可见一斑：“近年来藤器具用途渐广，故该行生产亦日趋旺盛，惟藤条乃南洋群岛所出产，外币水高，成本因之而昂，获利较微于昔，惟幸生意颇旺，故虽获利稍微，乃不致于亏蚀，颇称平稳云”。[19]“市政府合署楼选址理由是因该处在中轴线上，为全市的中心，交通方便，地方宽敞，适宜与民同乐。”[20]除记述事件本身外，还进行了背景、原因、结果分析。新时期编纂出版的综合年鉴，很少的挖掘这种深度资料。要挖掘更多深度信息条目，减少浅表性信息条目。在重大事件方面，年鉴要努力让读者知其然,还要让读者知其所以然。避免只有开始没有结尾,只有表面东西没有实质性东西的线索性条目。对重点突出本年度取得实效的工作、重大改革开放措施、重大工程建设和创造发明以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新纪录，除陈述事实外，需要溯源、交待时代背景、分析事物发生的原因、结果、意义、性质等。除论述外，可运用多种类型的背景或其他相关材料，阐述事物发展的原因、意义、性质。
二是更加注重突出年度特征。年鉴是记述各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要求信息资料具有全面性。“全就是对应领域年度基本情况和相关基础信息没有大的遗漏。”[21]年鉴还要年度特色鲜明，时代感强。看似各部门、行业（事业）的年度职责范围变化不大，工作年年做，总结年年写，容易导致年鉴的框架年年相似的现象。“许家康会长认为在一部年鉴中，年度、动态性的资料通常要占全书总篇幅的50%以上。而一些编纂时间较长的年鉴，专题性条目较多，年度、动态性的条目较少，有超稳定之嫌。”[22]因而，要重视挖掘各年度工作的不同亮点和新颖的主题，寻找年度工作不同的侧重部分，以此突出年度特色。对于相同的工作内容，宜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要避免年复一年无所改变的状况。要重点记述各部门、行业（事业）上一年度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新趋势、新常态、新亮点，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辉煌，存在的新矛盾、新问题，记述的是年度的要闻大事，讲究年度之新。近年，《广州年鉴》通过多种形式，力求突出年度特色。《广州年鉴2015》增设了“年度要事”篇目，重点记录经市民投票评选、市大事评审委员会评审、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审定的2014年入载地方志十件大事，如行政区划调整、流行疫病防治、南沙新区纳入中国(广东)自贸区等大事进行全面记述。特别是正在组织编纂的《广州年鉴2016》，要求每个单位按“概况+年度大事”方式进行撰稿，年度动态性将大幅增加，真正做到年鉴常编常新。
三是更加注重反映地方特色。年鉴记述范围是一定的行政区域，这就要求突出地方特色。地方综合年鉴有无鲜明的地方特色，是衡量地方综合年鉴质量优劣的重要尺度之一。地方特色是本地区与其它地区相比较，特有、特优、特新，影响特别深远或者地位特别突出的条目，最能反映本地区本质特征的条目。地方特色的内容涉及地理、人文景观、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地方特色可以是历史文化特色，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地理风貌、历史文化遗产、名胜古迹、地方特产、特色产业、特色饮食等；也可以时代风采特色，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与众不同之处，领导决策、政治措施、工作实践、工作成效和群众反应等；也可以是人物特色，以事系人的方式，彰显地方特色的人物群体，展现这一地区人文风貌。突出年鉴的地方特色，也是年鉴常编常新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历年出版的《广州年鉴》注意反映，通过调整框架结构凸显城市特色，提炼概况和撰写特色条目突显时代特征，设计年鉴版式、彩页和插图凸显地方特色，充分展示“唯我独有”、与众不同的亮点。《广州年鉴》全书的篇目从1983年创办时的23个增加到2015卷的33个，从框架结构不断调整和篇目数量的增加，大体见证年鉴突出地方特色历程。
 
作者：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副处长 刘新峰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启明横马路7号广州年鉴社
邮编：510080
电话：13760822985
 




[1] 地方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2] 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以下简称年报。
李玉平：《试论地方综合年鉴稿与地方志资料年报的关系》，《广西地方志》，2014年1期。
[4]广州市司法局地方志资料年报2012提交了专题资料，内容实为附录资料，列入附录资料。
[5] 引自广汽工业集团地方志资料年报2012年。
[6]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7] 加大依法收（征）集地方志资料力度，建立和完善地方志资料收（征）集、保存、管理制度，推行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并形成常态机制；运用社会调查、口述史等方法，大力拓展资料收（征）集范围和渠道，建立能够全方位适应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需要的地方志资料保障机制。
[8] 郑红波、冯冠杰：《年鉴与方志关系浅议》，《年鉴论坛（第六辑）》，长城出版社2015年出版。
[9]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地方志事业志（1984-2014）》，第2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10]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地方志事业志（1984-2014）》，第2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11] 胡巧利：《关于建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的若干思考》《中国地方志》 2012年第9期。
[12]李玉平：《试论地方综合年鉴稿与地方志资料年报的关系》，《广西地方志》 2014年1期。
[13] 《广州市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第一条。
[14] 莫秀吉：《论地方综合年鉴的公共信息传播功能》，《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
[15]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缩印本）》，第590页，上海辞书出版2014年。
[16]孙关龙：《方志不能年鉴化 年鉴不能方志化》，《年鉴论坛（第二辑）》，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出版。
[17] 武星斗：《论年鉴属性》，《中国地方志》，2015年12期。
[18]纪晓华、王荣方：《对地方综合年鉴性质的再认识》，《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Z2期。
[19] 详见：《芳村藤织工艺中心广州藤厂》，《芳村文史第三辑》http://www.lw.gov.cn/zx/fcws3/201201/b4d7ad0338d14796a24ebef2c3154375.shtml
[20] 《府前路：见证广州近百年风云变幻》，《南方日报》2014年10月28日。
[21]许家康：《部分市、县(区)年鉴编纂中常见的突出问题——以两广地区出版的30种市、县(区)年鉴为例》
《沧桑》， 2012年1期。
[22]阳晓儒：《城市综合年鉴编纂质量评析》，《年鉴论坛（第三辑）》，中国税务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