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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两广总督阮元主持编修《广东通志》

来源: 日期:2015-05-18

  清嘉道年间,岭南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并进入全国前列,两广总督阮元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倡导,可谓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阮元(1764—1849年),江苏扬州人,既是清代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又是学术成就巨大的学界名宿,《清史稿》称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八月至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主持粤政近十年,不遗余力地推动岭南文化发展,其影响至为深远。
  阮元发展岭南文化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编修《广东通志》,传承地方历史。编修地方志,有助于地方长官了解地情,更好地进行施政决策;修志本身又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既可发挥学人专长,又可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是营造区域文化氛围与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必要条件。作为精明能干的地方要员和学识宏富的学术大家,阮元深知修志的重要意义,到任的第二年即组织编修《广东通志》。他亲自订定志书的体例结构,亲自组建编纂班子,还一手筹集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道光二年(1822年),《广东通志》成书,共334卷470万字。该志内容完备,选材广泛,考订精确,史料价值极高,体例严谨科学,历来为史志专家所推崇,被称为阮志。梁启超称赞其“实为全国省志之冠冕”。此后各地修志,大都奉阮志为楷模。阮志的编修,还为粤省积聚了雄厚的学术力量,推动了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参与修志的人才,后来大多成为阮元创办学海堂的骨干,其中吴兰修、曾钊、吴应逵更是学海堂的首任学长。
  二是创办学海堂,培养粤籍人才。阮元对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每到一地为官,必将振兴文教列于首要位置。来到广东后,阮元发现粤省人才匮乏,士人不治实学、崇尚空谈心性,即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创办了以培养本籍高级人才为重点的学海堂,并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多方筹款、带头捐资在粤秀山麓建成新堂,亲自拟订《学海堂章程》,为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经常亲自为学生讲课。阮元创办学海堂,为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一方面,培养了大批粤籍学人,致使粤省英才辈出。学海堂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奉诏停办,共培养优秀专课肄业生260名,另有大批普通课业生,他们大多成为岭南文化建设的精英。道光后,广东涌现一批全国著名的学人,如陈澧、朱次奇、谭莹、黄培芳、张维屏、梁廷楠、梁启超等,均出自学海堂。另一方面,促进学风转变,提高了广东学界的地位。学海堂摆脱了科举时文的束缚,反对空谈心性,极力提倡实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对当时广东学风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其后创办的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嘉应书院等,均深受学海堂办学宗旨影响。道光以后,广东学人著述益丰,在全国学界的地位显著提高,使广东学术由边缘进入主流并最终走在全国前列。
  三是刊刻文化典籍,弘扬传统文化。文化典籍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清代道光以前,粤省不仅文教风气闭塞,藏书刻书与全国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为了弘扬优秀经学研究成果,保存文化典籍,同时为粤省士人提供学习的教材,道光五年(1825年)八月开始,阮元组织开展《皇清经解》刊刻工作。第二年六月,阮元调任云贵总督,离粤前特地留足经费、安排人手继续刻书。道光九年(1829年)十二月,全书刻成,共辑录典籍183种1400余卷。《皇清经解》是清代学术精华的重要汇编,推动了广东学术的发展。此后,无论是官刻还是私刻,均蔚然成风,而学海堂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广东刊刻典籍的中心,前后刊刻著述30余种,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播。
  阮元的努力,使岭南文化迅速赶上了文化发达地区水平并开始走在全国前列。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广东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政治影响力也居全国前列,追根溯源,与阮元振兴岭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提到:“治莫切于揆(kuí,管理之意)文教,化莫美于兴贤劝学。”地方长官将文化建设放在与地方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位置,热心支持、精心谋划,方能取得造福后世的杰出成就。阮元注重文化建设与传承,以及劝学兴贤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新岭南文化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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